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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侍宵 2007-11-28 20:19

[转帖]试论“共和行政”及其相关问题

“共和行政”是西周史上一个奇特而又重要的时期。然而，关于它的古代文献记载却很少并多相龃龉，铜器断代时，“共和”时器多被忽略，因此，不仅“共和行政”情况不明，而且连“共和”的含义都成了聚讼不已的问题。前辈专家对“共和行政”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然而尚有不少问题至今纠葛不清。本文试作一些探索，希冀能够说明一些关键问题。                             一     国人暴动后，周厉王逃彘邑避难，太子静年幼，匿不敢出，周王朝大厦将倾。在这种情况下，王政大权谁主沉浮？《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依此说，支撑大局者乃周、召二公，“共和”就是二公“相与协和，共理国事”①，实为近世民主共和概念里“共和”之义的滥觞。韦昭、杜预、司马光、崔述等皆从《史记》之说。与此大异其趣的另一说出自古本《纪年》，谓“共伯和干王位”，则支撑大局的不是周、召二公，而是共伯和。郦道元、苏辙、罗泌、顾炎武、梁玉绳等皆主《纪年》之说。     在《史记》与《纪年》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中抉择，是很费斟酌的事情。相对而言，《纪年》之说略占优势。这是因为它在古文献里尚有佐证，而《史记》之说则如唐代学者颜师古所谓为“无所据也”②，又如清代学者梁玉绳评论的那样，是“史公之单说”③，缺乏旁证。论者或斥《纪年》之说为猎奇误传，是战国游士捕风捉影、随意附会。然而，论者并没有举出证据。可是《纪年》之说却可以从《左传》中找出有力佐证。春秋时期，和周敬王争夺王位的王子朝曾檄告诸侯，历数周朝史事，谓：“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④。这段话明确指出，厉王奔彘以后，治王之事者是“诸侯”，而不是周、召二公这样的王室大臣。清代学者朱右曾解释王子朝这段话时说：“周、召，王朝卿土，不得为‘诸侯’；卿土摄政，不可谓‘释位’。子朝冀诸侯助己，故历举诸侯之勤王者以为准的，非有望于刘、单二子也”⑤。其说甚确。王子朝所谓的“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与《纪年》合拍，而跟《史记》相左。     除春秋时期王子朝的言论外，战国时的一些文献也与《纪年》说相得益彰。请看以下两条：     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凰圣人皆来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或本作“请”）矣。⑥     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举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中。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⑦     前一条材料见于《吕氏春秋》，其作者十分重视“天子”的作用，曾有“乱莫大于无天子”⑧的说法，认为周厉之难时，天下之人皆请“贤仁”的共伯和登天子之位。战国时的《鲁连子》亦谓“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这都是可信的说法。     这些文献记载和《纪年》说吻合，可以断定“共和行政”即共伯和代行王政。共伯和何许人也？有人认为共伯和就是周公的后嗣凡伯。清代学者魏源说：“《鲁连子》谓共伯使诸侯复奉王子靖，而自归于卫，则即《地理志》共属河内郡故共国。……杜预谓共县东南有凡城，《郡县志》共有泛亭，即《雅》诗凡伯之国，则共地即凡国。古者多以所都名国，故殷与商并称，唐与晋并称，以及梁魏、韩郑皆然。凡之即共，亦犹是也。凡、蒋、邢、胙、蔡，皆周公之胤。而凡伯《板》诗作于厉王时，已称‘老夫灌灌’，则其年必长于周、召二公，故二公从民望而推之，以亲贤镇抚海内。其后归老于凡，并释位不君，而老于共山之首，故天下皆以共伯称焉”。⑨学者或谓此说“博辩可喜”⑩，然此说漏洞颇多，虽然其谓“凡之即共”不为无据，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凡伯并不名“和”，故而与“共伯和”的记载不能相统一。     论者多不认为共伯和即凡伯，而认为是卫武公。然而，相关的文献记载却多有矛盾纠结之处，这是我们应当辨析的问题。

雪侍宵 2007-11-28 20:20

<div class="tpc_content" id="read_14653">二     断定共伯和即卫武公，主要有这样三项理由。一是，春秋时期，“共”为卫别邑。《左传》闵公二年“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杜注云：“共及滕，卫别邑”。共地在今河南省辉县，与作为卫都的沫临近。两周之际，卫可能一度居此，或者卫君在共地有离官别馆而常居于此。辉县东琉璃阁发现有卫国公室墓地，跟这种情况当有关系。由于卫曾都共，或者卫君曾居于共，所以某些卫君又可称为共伯，犹周厉王又称汾王、晋君又称鄂侯然。《鲁连子》谓“共伯复归国于卫”，亦证明共伯即卫君。二是，卫自康叔始封以来，历代卫君多以“伯”相称，义谓卫君为东方诸侯方伯⑪。《尚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伪孔传：“孟，长也。五侯之长，谓方伯”。可见，卫君称伯由来已久。另外，共伯和的哥哥已称共伯余，所以卫武公是完全可能以伯相称的。三是，史载卫武公名“和”，自与共伯和之名符合。     这里存在的一大疑难是史载的年代问题。《史记·卫世家》云：“僖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僖候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僖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僖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僖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按照这个记载，共伯和立为君是周宜王时的事情，而在国人暴动时他只是一个年轻的诸侯庶子，并且他有弑兄篡位的恶行。在国人暴动后的复杂而动荡的形势下，包括周、召二公在内的王朝卿士们已经束手无策，这时能够力挽狂澜以安定政局的人物必不会一个稚嫩的诸侯庶子，也不可能是一位恶行昭著的人。由此看来，古本《纪年》等文献所记载的共伯和其人其事，与《史记·卫世家》的相关记载之间差距甚大，并且没有办法弥缝其阙。唐代学者张守节曾经针对这种情况而断言“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⑫。这个论断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关于先秦史实的记载，《史记》多有舛误。清代学者崔述说：“《史记》记汉事多得实，记三代事多失真”⑬。顾颉刚先生说：“司马氏之学优于汉而绌于古，今试其所记，自秦以上，时见抵牾，至于不胜指摘”⑭。这些都是十分中肯的见解。由此看来，《史记》关于卫武公和“共和行政”的记载并不可贸然相信。     唐代学者司马贞曾对《史记·卫世家》所述卫武公弑兄篡位的事情加以探讨，举三事以证其非，并推断说关于卫武公的记载“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⑮。其所论实属卓见。今就其所举三事略加申说补证。其一，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聘鲁，听乐工演唱卫国歌曲之后评论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⑯。季札博闻强志，并且去卫武公未为太远，他自己还曾有辞让君位的贤举，因此，他所盛赞的卫武公当非弑兄篡位的歹徒。其二，春秋时期以熟悉三坟五典而着称的楚左史倚相曾以“睿圣”赞扬卫武公，说他“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⑰。很难设想这样一位注重礼仪、思闻训道的贤者会有弑兄的残忍举动。其三，《诗经·柏舟》述贞女寡妇矢志不嫁之辞，序谓“共姜自誓也。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既称卫世子早死，而且诗中亦绝无伤悼其夫死于非命之义，那么就可以肯定共伯余并非《史记·卫世家》所说的那样为其弟弑杀。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例以说明卫武公的人品。《诗经·淇奥》是卫武公入周王朝任职以后卫人的思慕之作。诗中称赞他道：“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璋。”诗序谓《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徐干《中论·修本》谓卫武公“夙夜不怠，思闻训道，卫人诵其德，为赋《淇奥》。”《左传》昭公二年“北宫文子赋《淇奥》”，杜注；“《淇奥》，诗卫风，美武公也。”     总而言之，无论是季礼和倚相的评论，或是《柏舟》、《淇奥》等诗篇，都可以说是众口一辞地赞扬卫武公遵循礼仪、听从规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贤者，而且这些称颂和《吕氏春秋》、《鲁连子》关于卫武公的记载与评论完全一致。在春秋战国时人的口碑里，卫武公并不是那种狡诈而凶狠的歹徒，而是一位叡智、自重、循礼的贤者。人们对《史记·卫世家》关于卫武公的叙述加以怀疑，应当说是有充分理由的。由此可以推论，《史记·卫世家》关于卫僖侯、卫武公时代的记载亦不可凭信。卫武公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应在厉宣时期，而不是在宣幽时期。     关于卫武公——亦即共伯和的行状，我们可以根据先秦时代的文献资料做出以下推测。卫僖侯时期，其世子共伯余早逝，庶子和即位，即共伯和，亦即卫武公。由于卫武公敬慎威仪，注重道德修养，所以他闻名遐迩。周厉王时期，卫武公以侯伯身分入周王朝任职，国人暴动之后继天子位，执政长达十四年之久。周厉土死后，卫武公将权位交付给厉王的太子靖，即周宣王，自己返归卫国，在共山过着悠闲的生活，并以高龄而善终于此。我们相信这些推测可靠，不仅在于文献记载的根据，而且是因为彝铭的发现与研究为这些推测提供了文献以外的佐证。这些佐证为了解“共和行政”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我们下面的探讨将重点地对于彝铭资料近行分析研究。</div>

雪侍宵 2007-11-28 20:20

<div class="c" id="p_14654"></div><div class="tpc_content" id="read_14654">三     彝铭和文献资料都表明卫武公亦即共伯和曾经任职于周王朝。这种任职情况应是周代的通例。周初的周公旦、召公奭，春秋初年的郑武公掘突、郑庄公寤生、虢公忌父等都曾以诸侯身分为王朝卿士。《尚书·顾命》载周成王弥留之际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高、卫康权和毛公，伪孔传：“召、芮、彤、毕、卫、毛，皆国名，入为天子公卿。”这些都是著名的例证。     《诗经·淇奥》序谓卫武公“入相于周”。《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注引孟康曰：“共伯，入为三公者也。”这两个记载应当是一致的。关于“三公”，历来有不同说法。伪古文《尚书·周官》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引或说谓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西汉时期，每称三公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孟康是汉代人，他说共伯“入为三公”，所指三公当以《汉书》之说为本，或者即指共伯入为大司马之职。周王朝的司马是掌管武事的要职，又称为“司武”⑱，主要执掌王畿地区军事，所以又有“圻父”之称。《尚书·酒诰》：“惟若畴圻父。”伪孔传：“圻父，司马。”孔疏：“司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辞。”圻通畿，指王畿之地。“圻父”在西周后期职掌显要，所以宣王时诗有“祈（圻）父，予王之爪牙”⑲之句。毛传谓“祈（圻）父，司马也，职掌封圻之兵甲”。就地位而言，司马之职逊于周公、召公等保傅类职官，但从实际权力看，由于它执掌王畿地区兵权，所以其重要性并不比保傅类职官差。《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既然司马“职掌射圻之兵甲”，那么“一相处乎内”者，当即司马也。汉人之说虽然未必可以完全凭信，但是联系到彝铭和其它文献材料的记载，还是应当说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共伯和由诸候而入周王朝任职可能是先担任“师”职，继而才担任司马的。周代的“师”职与司马很有关系。《诗经·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大师”指挥六师军队，与司马之职是一致的。从周初的帅尚父开始，直到见于彝铭的周代各个时期的师职，除极少数是执掌礼乐者以外，绝大部分是武职。共伯和担任师职的记载，见于彝铭。     元年师兑簋云：“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各康庙，即位。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册令师兑足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后期册命类彝铭。铭文中的“同仲”又见于《儿父壶》⑳，是同国公族。铭文谓师兑在康庙接受周王册命，由同仲担任傧右，周王令内史册命师兑佐助师和父管理左右走马和五邑走马。铭文里的“足”字对于理解文意至关重要，然诸家考释颇多分歧。刘心源释为“世”（21），杨树达先生谓“刘说至确”，并举《国语·周语》韦注“父子相继曰世”、《吕氏春秋·圜道》高注“父死子继曰世”等，说这个字义为父子世及（22）。陈梦家先生释为“疋”，许慎《说文》以疋、足、胥为一字，故疋即胥，有辅佐之义（23）。这两种解释虽皆有据，但依字形而言，则以郭沫若先生释“足”（24）为长。“足”有足成、佐助之义。彝铭既称“师兑足师和父”，可见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师和父即共伯和，郭沫若先生曾在《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中加以论证，其说甚确。元年师兑簋说师和父的职守是“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走马”即古代文献里的“趣马”。其地位高低不同。《诗经·十月之交》“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诗经·云汉》“趣马师氏，膳夫左右”，“趣马”与师氏等相提并论，并且名蹶者乃朝廷赫赫大员，这说明趣马是较高的职务。《周礼·春官》列趣马之职为下士，这种趣马的职务是较低的。“左右走马、五邑走马”当是周王朝派往各地的军职官员，管理他们的师和父的职位应该是跟《周礼·夏官》的大司马相近。三年师兑簋的内容和元年簋是连续的。铭云：“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大庙，即位。……伯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尹册令师兑：余即令女足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今余惟踵就（25）乃令，令女籍（26）司定马。”铭文中的“籍司”为金文习见用语，如“籍司公族”（《毛公鼎》）、“籍司王宥（囿）”（《谏簋》）等，义为掌管某项具体事务。此铭表明师兑是时仍为师和父的助手，师和父仍在主持管理司马的职务。     帅兑二器的时代，从各种情况看，应定为厉王元年和二年时器。两件铭文所载可补文献之不足。文献记载或谓周厉之难时共伯和才入主王事，或谓卫武公曾入为三公，但具体情况却都语焉不明。从帅兑二器我们可以知道，至迟在厉王初年共伯和就已经入周王朝任“师”职。他当时是否“大师”，现在尚不可断言。《诗经·节南山》云：“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钩，四方是维。”可见“大师”的职务是相当重要的。《师望簋》“大师小子师望”，帅望是大师的部属，大师应当是师职的上司。师兑二器表明师兑是师和父的助手，所以师和父的职位当在普通师职以上，有可能是大师。     周代“师”与“司马”的关系现在还不大清楚。根据种种迹象可以进行推测的是，武职的“师”多率军征伐，而司马则较少出征。司马除兵事以外还管理赋役和其它事务，“师”的职守则比较单纯。整个周代，帅职都屡有所见，而司马则不见于早期彝铭，很可能是西周中期以后才设置的中央职官。尽管“师”和“司马”都分别有高低之分，但总括而言，司马的地位似高于师职。共伯和入周王朝后，其权位的增长应当有一个过程。周厉王三年以前，共伯和仅担任师职，称为师和父。是时还未被任命为司马。然而，其升迁却很快，到周厉王三年三月，即周厉王第二次册命帅兑以后不久。共伯和就有了司马的头衔。这就是司马共组诸器为我们所揭示的重要内容。     司马共组今见四器，跟共伯和相关的内容如下。（1）《师晨鼎》：“惟三年二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司马共右师晨入门立中廷。”师晨又称伯晨，据《伯晨鼎》记载，他曾继其祖考而在某地为侯。这次册命，司马共担任其傧右。周代以右为尊，傧右的地位比受册封者为高，并可能足其上司。（2）《师俞簋》：“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司马共右师俞入门立中廷。”此铭与《师晨鼎》如出一辙，且为同日之事。（3）十十年代出土的微氏族铜器群中一件盟铭云：“惟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师录宫，各大室，即位。司马共右。”（4）《谏簋》：“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司马共右谏入门立中廷。”这几件彝狞里的“共”字与金文习见的共字稍有不同，或译为卞，但不如郭沫若先生释为共妥当。上引一、二、四器，《两周金文辞大系》列为厉王时器，甚确。上引第三件彝铭的器主是名墙者的儿子，而微氏家族铜器群里的《墙盘》多被定为共王时器，所以这件彝铭便定在懿王时期。今检讨《墙盘》铭文内容及其形制、花纹，可以断定它为夷王时器（27），所以上引第三件彝铭仍当属厉王时器。     总之，周厉三年至五年的司马共组四件彝铭表明共伯和在这个时期已担任司马之职。他在册封典礼中屡任师职人员的傧右，其职位应当就是周王朝的最高一级的司马。《周礼》谓“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诰禁以纠邦国”，大司马实为朝廷中相当重要的赫赫大员。观共伯和以司马之职在周王左右进贤设官，并于国人暴动后独断王畿而稳定了大局，可信《周礼》之言良不诬矣。</div>

雪侍宵 2007-11-28 20:20

<div class="tpc_content" id="read_14655">四     关于共伯和在周厉王奔彘以后执掌朝政的情况，史载多阙如，然而彝铭资料却为我们提供了某些信息。有一件名为师某者的簋铭记载：“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又惟小子，余令女死我家，籍司我西扁东扁仆驭、百工、牧、臣、妾、东（董）裁内外。”此铭的伯和父即《师兑簋》等彝铭里的师和父，亦即《师晨鼎》等彝铭里的司马共。这件彝铭表明，“共和行政”时期，共伯和不仅摄政，而且称王。其证据有三：     第一，铭称“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或谓此王指厉王，但干支月相不合。厉王在位年数，古今皆有异说。就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看，有厉王在位三七年、十五年、二○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二年诸说。据《中国先秦史历表》（28），前两说的正月虽有丁亥日，但不合初吉月相，后四说的正月皆无丁亥日。由此看来，此器很难说是作于厉王元年的。然而，簋铭的这个记载却与共和元年完全契合。共和元年正月壬午朔，丁亥为六日，恰在初吉范围之内。这种情况恐怕不能视为偶然的巧合。此铭的“惟王元年”即共和元年，这里的“王”，即共伯和。     第二，铭称“伯和父若曰”，这是罕见之例。杨树达先生曾经指出，“非王而称某某若曰，仅此伯和父之铭”（29）。共伯和称“若曰”，和周公摄政称王时称“若曰”的情况类似，《尚书·君奭》就有“周公若曰”的记载。在武王病逝、三监叛乱、成王年幼的严峻形势下，周公曾摄政称王。《尚书·大诰》“王曰……朕诞以尔东征”，东征为周公之事，故此“王”即周公。《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称康叔为弟，则必不可能是成王，而当是周公。共伯和面临的严峻形势曾和周公称王之前的形势十分相似。国人暴动后厉王奔逃，太子静成为暴动群众发泄愤怒的目标而不得不藏匿隐伏，具有崇高威望并且大权在握的共伯和此时执掌朝政，而被拥戴为王，应当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共伯和跟当年周公执政称王一样，并没有在“王”前一美称，如文武成康然，而是在称王的同时依然使用原来的称谓。《尚书·君奭》记周公劝告召公事，此时他已经称王，但也称周公。共伯和执政称王以后，纪年称“惟王元年”，但其本人亦称伯和父。金文屡见“王若曰”之称，称“若曰”者皆王。周公和共伯和皆有“若曰”之称，他们虽然本不是王，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执政称王，从这一点来说，相关的记载并没有逸出称“若曰”者皆王这个惯例。     第三，器主在这件彝铭的最后说：“拜稽首，改对扬皇君休。”伯和父被称为“皇君”，颇为引人注目。“皇君”之称见于彝铭者，如“弗敢不对扬朕辟皇君之易休命”（《叔夷钟》）、“奔走事皇辟君”（《召卣》），均指君主，而不是普通的大臣或贵族。伯和父被称为“皇君”，可见在称颂者的心目中其地位非同一般，应当说是他已经执政称王的一种反应。     作于共和元年的这件簋铭所表明的共伯和执政称王这件事，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很有意义。古书屡言“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共伯和“干王位”、“行天子事”、“摄王政”（30）等，证之以彝铭，更觉其非虚语。     共伯和与师职的密切关系是引入注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厉王初年，共伯和曾以师职主持王朝军事，不仅被正式任命为司马，而且先后参加了师晨、师俞、谏的册命典礼，并为其傧右，由此可见，共伯和属下有许多师职人员，拥有相当可观的力量。共伯和在国人暴动中的态度，由于文献记载阔略而难以稽考，可以略做推测的是共伯和一直主张“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31），他对厉王“专利”和钳制民众的暴政该是持反对态度的。据宣王时期的一件盨铭记载，参加暴动的有“邦人、正人、师氏人”等，其中的“师氏人”应即师职官员手下的士卒。王畿地区武装归司马管辖，共伯和手下就有不少师职官员，“师氏人”参加暴动应当与共伯和的默许（或支持）有关。国人暴动以后，共伯和之所以能够很快安定政局，与他的这种态度不能说没有联系。     共伯和执政称王以后仍然十分重视网络和利用师职官员。我们前引那件彝铭里的师某是世代附属于共伯的，所以共伯和才说他“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共伯和命令师某担任家臣总管以“东（董）裁内外”，表明了他对师职官员是很重视的。《诗经·板》谓“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认为国家命脉为价人、大师、大邦、大宗所维系。“价人”，《荀子·君道》引作“介人”，义指甲土。“价（介）人”和“大师”这样的武职列在大邦、大宗之前，在诗作者的心目中，其重要程度当可想见。共伯和对师职人员的重视与诗篇所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div>

雪侍宵 2007-11-28 20:21

<div class="c" id="p_14656"></div><div class="tpc_content" id="read_14656">五     关于共伯和执政称王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另一件彝铭进行探讨。《师厘（32）簋》云：“师和父乍（33），厘叔市巩，告于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于大室，即位。宰琱生内右师厘。王乎尹氏册命师厘。王若曰：‘师厘，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小辅，今惟踵就乃令。令女司乃祖旧官小辅暨鼓钟。易女权市、金黄、攸勒，用事。’”簋铭先以十一个字述事，然后才按照惯用的册命铭文格式进行记叙。这在周代册命彝铭中是很奇特的，盖有非常之时产生非常之铭的寓意在内。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必须对簋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要的讨论。     首先，簋铭第四字，即“师和父”后面的那个字，容庚先生认为“当读为胙，赐也”，郭沫若先生不同意容说，他根据《说文》古文说这个字“读为殂”（34），意谓师和父死去。按，容、郭两先生的说法，虽然从读音上看皆有据，但从铭文意义上分析，则实不可取。郭沫若先生曾对容说质疑。谓“师和父赐厘市，何以当告于王？此不可解”。这个质疑很有道理。然而，对郭说亦可如此质疑：师和父死，何以当告于王？并且何以又因此而受王之赐并作器纪念呢？此亦不可解。这个字疑当读为籍。从乍、从昔之字古每相通。《淮南子·泛论》“履天子之籍”，高注：“籍借为胙”。《说文》“[予昔]，予属，从予昔声，读若笮”。《墨子·辞过》“厚作敛于百姓”，“作敛”即籍敛。《中山王壶》和《叔夷钟》皆有从乍之字，皆用如籍。这些皆可为证。簋铭开头谓“师和父乍（籍）”，指师和父举行籍田之礼。天子行籍礼为周代定制，它表示最高统治者与民同甘苦和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共伯和历来主张“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35），他对籍田礼应当是很重视的。器主参加了为“王”——即共伯和所重视的籍田礼，并在籍田礼仪上担任了重要角色，因而倍感荣幸，所以在铸器纪念时，于铭文开首即述此事。     其次，“厘叔市巩，告于王”是什么意思呢？厘，又称“辅师厘”，见于《辅师厘簋》。郭沫若先生考证“辅师”即《周礼·春官》的“镈师”（36）。在由许多种类的乐师所组成的乐队中，镈师虽以击鼓为职责，但演奏的开始和结束、快慢和高低都须镈师负责，所以他实际上是乐队的指挥。“叔市”的叔，或假为素，但叔与素的今音虽相近，而古音叔为觉部审纽，索为鱼部心纽，相距较远。以声类求之，“叔”当读若绣。《考工记》：“五彩备谓之绣”。“市”通绂，即古代礼服的蔽膝。“叔市”疑即绘有五彩的蔽膝。《诗经·瞻卬》毛传：“古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纮。”可见，参加籍礼的人其服饰应当是有等级区别和规定的。“叔市”应该合乎辅师的身分，指明厘着叔市参加籍礼。     簋铭的“巩”，又见于《毛公鼎》和《墙盘》，诸家歧说颇多，似皆不如郭沫若先生、李学勤先生“读为攻”（37）恰当。《尚书·甘誓》“不攻于左”，伪孔传释攻为“治其职”。《诗经·灵台》“庶民攻之”，毛传：“攻，作也”。“巩（攻）”益有治、作之义。举行籍礼时，据《吕氏春秋·孟春》所述，“天子三推，王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厘叔市巩”指名厘者身着叔市参加籍礼并亲推耒耜。     在籍礼上，名厘者“告于王”，达与其辅师的职责有关。据《国语·周语》记载，在正式举行籍礼的前五天，“瞽告有协风至”，举行籍礼的当天，“是日也，瞽师、音官以风土”，韦注谓“以音律省风土”，盖指瞽师、音官向天子和卿大夫们报告阴阳、风雨、土地等方面的情况。韦注释瞽为“乐太师”，音官为“乐官”，这与作为乐队指挥的辅师之职相去不远。铭云“告于王”，指名厘者在籍礼上向王报告风雨和土地情况。对辅师来说，这是一次显露脸面的好机会，他为此而甚感荣宠，故而铭记。     总之。“告于王”者并不是师和父的死讯，也不是师和父赏赐给他叔市，因为这两项事情皆无须由名厘者向王禀报，即使禀报了也无须作器纪念。“告于王”乃是籍礼的一项内容。我们这样来理解，簋铭的开首十一字才贯通而无扞格之处，庶儿符合铭文原意。     再次，铭文“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查《中国先秦史历表》，共和十一年庚辰朔，丁亥为八日，合乎初吉月相。这可为确定此簋为共和时器的一项证据。除《师厘簋》和本文第四节开头所引的那件簋铭以外，可以确定为共和时器的还有《辅师厘簋》。它称“惟王九月既生霸甲寅”，缺年份，但其中有“更乃祖考司辅”的说法，和《师厘簋》的“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小辅”在意义上是连贯的，所以它当在《师厘簋》之前。查《中国先秦史历表》，共和时期合乎“九月既生霸甲寅”者有共和七年与十三年，既然《师厘簋》为十一年器，那么在其前的《辅师厘簋》就当是共和七年所铸器。     这些彝铭的内容表明共伯和执政期间注重网络和利用各派贵族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共伯和对作为军事长官的师职十分重视，《师厘簋》又表明他对召公一派势力也很重视。簋铭“宰琱生内右师厘”，作为傧右的琱生又见于《琱生簋》，其中有“用作朕烈祖召公尝簋”之句，按照金文人名的称“生（甥）”之例，可知琱生为召公之甥。这位召公，就是召伯虎，亦即厉宣两朝重臣召穆公。厉王时期，召穆公曾经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一大段着名言语谏诤，尖锐批评周厉王。西周后期，宰的权势颇重，《诗经·十月之交》罗列操持朝政的大臣，其中就有“家伯维宰”之句。琱生为召穆公之甥，被共伯和任命为宰，或者是共伯和让他继续担任宰的职务，并以宰的身分在册命典礼上担任傧右，这其间所透露的消息说明共伯和对召公一派势力采取了团结态度。《辅师厘簋》表明共伯和对厉王时期的荣夷公颇重视。荣伯担任辅师簋的傧右而参加册命典礼，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此人当即荣夷公”，“荣公之或称荣伯，犹召公之或称召伯”（38）。以“好专利而不知大难”（39）着称的荣夷公曾为厉王朝卿士，他并没有随厉王奔彘，而依然在朝中任职。种种迹象表明，共伯和对于各派贵族势力采取了平衡、网络的策略。“共和行政”期间政局稳定，与此当有直接关系。     周厉王是一位志大才疏的角色，据《胡簋》记载，他曾自诩“余亡康昼夜，经雍先王，用配皇天”，然而其政策却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逃奔彘邑避难。“专利”之举和一般贵族及国人争利，旨在增加王朝收入而忽视了农业生产。共伯和执政称王以后不久就行籍礼，实际上是对厉王“专利”政策酌扭转。写作于共和时期的《诗经·桑柔》说：“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稼穑遭殃与厉王“专利”是有存关系的。这篇诗作称赞共伯和道：“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维此圣人，瞻言百里。”被赞誉为“惠君”、“圣人”的共伯和与志大才疏的周厉王相比，其差别何啻千里之遥。</div>

雪侍宵 2007-11-28 20:21

<div class="tpc_content" id="read_14657">六     最后，需娶说明的是共伯和在“共和行政”之后，亦即致政于宣王之后的情况。     《鲁连子》说周宣王继位以后，“共伯复归国于卫”。《庄子·让王》谓“共伯得乎共首”，说他不贪恋天子之位而自愿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盖共伯和归卫以后已不再任卫侯，但他在卫国仍有崇高威望。《国语·楚语上》谓：“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虽然共伯和已年至老耄，但仍然虚心纳谏，循礼自重。《诗经·抑》篇，从内容上看应当是共伯和晚年的一首诫子诗。是时，他依然念念不忘要“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在这首诗中，他指出，应当“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蛮方”，对于西周末年的戎狄之祸似乎早有预见。     宣王时期的《井人钟》，据考证是共伯和之子所作之器。钟铭云“作和父大林钟”，意即为其考作大林钟以享祀。《井人钟》谓共伯和“克哲厥德，贲屯用鲁，永冬（终）于吉”。其中的“贲屯”读若浑沌，喻自然天成；“永终于吉”指共伯和善终。共伯和长寿，其逝盖在宣王后期。他死后被称之为“睿圣武公”，并未被视为篡权叛逆，可证成《井人钟》“永终于吉”之说。     在西周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共伯和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在国人暴动之后他表现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在“共和”时期他表现出了革除弊政、董理天下的才能。“共和行政”是对危机的宗法王权的挽救。正当执政称王大展宏图之际，共伯和激流勇退，“宣王有志，而后效官”（40），说明他能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也说明他能以天下大业为重，而不斤斤计较于个人权势的得失。“共和行政”保证了西周后期社会的稳定，为宣王中兴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论，我们说他是一位卓越政治家当不为溢美之辞。</div>

雪侍宵 2007-11-28 20:21

<div class="tpc_content" id="read_14658">注释：     ①何焯：《义门读书记》引冯纯吟语。     ②《汉书·古今人表》颜注。     ③粱玉绳：《史记志疑》卷三。     ④（40）《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⑤朱右曾：《诗地理微》卷七。     ⑥《吕氏春秋·开春》。     ⑦《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     ⑧《吕氏春秋·谨听》。     ⑨魏源：《诗古微》卷一四，《大雅答问》下。     ⑩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二四，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⑪《史记·卫世家》以为卫君本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里面的伯，出于卫顷侯厚赂周夷王，所以升级为侯。《史记》索隐已辨其说之非。     ⑫《史记·周本纪》正义。     ⑬《崔东壁遗书》页二三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⑭顾颉刚：《〈史记〉校点本序言》，转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页三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⑮《史记·卫世家》索隐。     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⑰《国语·楚语》上。     ⑱《左传》襄公六年“司武而梏于朝”，杜注：“司武，司马也”。这大概是由于马、武古音相同、义又相涵的缘故。     ⑲《诗经·祈父》。     ⑳《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二·一三四。     （21）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一六。     （22）（29）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页一二七、贝一三八，科学山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23）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考古学报》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24）（3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页一一五、页一四九，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25）这个字原作重屋之形，诸家考释多歧义。孙诒让说这个字和《说文》“就”字所引籀文的偏旁相同，疑其为“就”字之省，“盖重复申成之意”（《籀庼述林》卷七）。     （26）这个字原形颇奇特，诸家或释为骏、并、继、静、恭等。郭沫若曾释其为耤之异文，并说可用如籍，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页七九、页一二二。     （27）请参阅拙稿《墙盘断代再议》，载《中原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28）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一九八七年版。     （30）这几条材料依次见《晋书·束皙传》、古本《纪年》、《鲁连子》、《史记索隐》。     （31）（35）《诗经·抑》。     （32）这个字原铭不从“里”而从“又”。此簋为传世器，着录时或称《师厘簋》。今为方便计而暂以厘字代之。     （33）原铭这个宇在“乍”的右边有“殳”旁，今为方便计而省写为“乍”。     （36）（38）郭沫若：《辅师厘簋考释》，《考古学报》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37）郭说见《金文丛考》页二六二，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李说见《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     （39）《国语·周语上》。</div>

贺兰秋枫 2008-1-1 14:49

这个有些复杂，看的不是非常明白~！

文秋思 2008-5-25 21:29

原来史记并非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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